视和最反对的，反而不是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李宗仁这些横跨军政两界的人，而是吴稚晖和蔡元培两位，宋子文则只是从财政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接受吴安平金融方面的建议，则各有利弊。唯一一个到过西北的，是张群，他是坚决认为应该与西北妥协的。

    孔祥熙是被邀来分析吴安平的上海投资计划的，但具体计划现在吴安平还没有提供，他只能试着说一下那个“三年三亿银元”的许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陈果夫应该是最惨，他掌握党务大权，其实职权涉及一些情报工作，因吴安平信中所述，对先前国民党的事情似乎知之甚详，包括一些极机密的事，所以他被叫过来接受检讨及严肃批评。

    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人，都是党内军内的派系领袖，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说白了，都是权力场上的人物，考虑事情出发点很多，衡量利弊，既愤怒于吴安平悍然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事宜，又忧心一旦交涉不谐，或会引发连串巨变，致使北伐好不容易形成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而且，虽说现在国民党内除唐生智的湘系外，其他诸系都在支持蒋介石和武汉中央对抗，但毕竟各有各的小团体，小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加以考虑，所以一番议论后，他们反而是觉得应该与西北妥协。

    正如李济深所说：“我们从未重视西北，总认为西北偏居一隅，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至多不过是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使我们再向北攻失去一大臂助。然而，通过张总参议的描述，我们应该发现，西北实比奉系还要可怕。而且不要忘记，正因为这样，西北的立场实质还能影响到阎锡山及张作霖方面的态度。”

    “如此格局，我们已经居于弱势，不妥协又能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南北分裂，或更进一步，坐等由北统南的不成？何况，健生的分析很在理，吴安平根本不用与我们直接对抗，只要其摆明立场支持武汉中央，并稍微给武汉一些助力，国民政府就将变得四分五裂。就算共产党反对，汪兆铭我们都清楚，他是绝对乐意走这一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真正的金融专家，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睦。

    他是追随正统的，赞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很反感。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谋划失败后，又极力筹划东南，准备与武汉中央分庭抗礼。于是，宋子文这时便被派到了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为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中央有可靠的经济来源。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很迅速便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要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见他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说，并派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宋子文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

    于是，蒋介石命孔祥熙和宋霭龄加强劝说。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子文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来宋子文还没加入蒋介石一方阵营，也没有对分共清党之事表示明确支持，按说龙华镇的会议是不应让他过来的。但是蒋介石一方面想争取宋子文，将自己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整理融洽，另一方面又需要他帮忙分析吴安平的金融提案，就顺势将他也请了过来。

    其中也另有一层意思，便是说“瞧，连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想和国民政府商议事情，都来找我蒋介石，而不是找武汉方面，明眼人都知道形势在哪边，你又何必一直耿耿，要追随那个虚弱无力的武汉中央呢？”

    这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