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天都有一斤半的高粱面，每半个月还有一个大洋工钱，这可不算虐待。”

    李大钊摇头道：“我本来却有劝解之意，但你说了这么多，实际一直在攻击苏联，态度如何我已经心中有数，便不提了。只是切记，莫要死人。”

    吴安平心中暗喜。这或许是李大钊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只要他边鼓敲得勤，必然最终能让苏联人滚蛋。

    他没将这高兴带到脸上，而是又继续道：“这帮苏联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他们根本不明白，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维系，就是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贵党最为重视的工人阶级，通常也处于分散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为贵党掌握，甚至是站在相反立场上。”??

    “他们只会坏事。蒋介石受鲍罗廷刺激后，就一再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中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反对我的，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先生听听，这样的表态有多严重”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不择手段地来与贵党争夺地方和群众，原因便在于他感受到了权力失落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很大程度上便是苏联人给他的。当然，贵党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钊慨叹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有所意识。郭沫若同志一直是跟着蒋介石工作的，先前他提交的报告，虽然对蒋介石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其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最近，当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紧接着武汉又召开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之后，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大踏步地转向了极端。”

    吴安平一拍手道：“很明显，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使蒋介石产生了太大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他或许深信，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区，转眼间就会落到武汉的手掌心去，而丢掉这些地区，他连讨价还价的资本可能都没有了。如果他最终向武汉臣服，非但此前一切可能功亏一篑，就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结束。困兽犹斗，蒋介石有过‘中山舰事件’的经验，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那你认为该怎么办呢？”李大钊满怀希冀问道。

    吴安平叹口气道：“如果你们现在能摆脱苏联人的掣肘，那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我认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勇气，至少暂时没有。为今之计，只有收缩力量，尽可能挽回些损失。这里有蒋介石及各地国民党军政大员，这段时间会议与多方联络的资料，先生不妨看看，采取一些必要的应对措施。”他又拿出第五个箱子，摆放到了李大钊面前。

    李大钊颓然道：“难道就任由大就此失败不成？”

    吴安平慨叹道：“大失败与否其实无所谓，民众已经意识到时代已经变革，只要坚持，终有成功的一天。最应该痛心的是，此番风雨，必将是一场腥风血雨，还不知多少人要为之牺牲、流血。若真有变，你们共产党人或许损失严重，但国民党方面的损失或许还要超你们十倍，它有几十万党员，要分辨哪个是贵党的秘密成员，并非那么容易。北伐北伐，到头来内讧死的人，或许还要比伐掉的北洋军多得多。”

    李大钊讶然道：“你这么悲观？”

    “其实这不是悲观，事情发展下去必然如此。其实我想贵党应该做些让步，另外国民党那边也做了一些安排，希望能避免严重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我能努力的地方真的不多，这不仅仅是理念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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