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恶劣到无以复加。

    其驻沪李宝章部，已向军输诚，同意将上海及沪、杭一线阵地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而驻沪海军也已改树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上海登陆；这时的上海，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正举行大规模罢工；另外，皖南孙军也已投诚军，安徽剩余孙军风声鹤唳，随时都有可能倒戈。

    但是，孙传芳并未死心，仍欲保有江苏，以图反攻。军为及早消灭孙传芳残部，避免在张宗昌的陆军到达后，两面受敌，遂加快向苏、沪进军，陆续攻占溧阳、松江、吴江、苏州等地，将孙军一路击溃，迫近了上海外郊。列强曾试图阻挠，但军以硬对硬，终于使其屈服。军随进驻上海，并随后在闸北围歼了直鲁联军第八军。

    平定淞沪之后，军即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除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一路势如破竹，全无抗手。至三月中旬，已将孙军残余和直隶军主力赶到江北，而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会攻南京的态势。虽然张宗昌、褚玉璞倾其全力，要助孙传芳守住南京，但情形一点都不乐观。

    只要军攻占南京，可以说整个江南便落入国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北洋军和军的南北对峙。

    张作霖的奉军实力虽说很强，装备精良，但军士气如虹，一样有着必胜的信心。但问题是，如果以南北论，吴安平的解放军也是北方军队，而且从战果看，实力不逊于奉军，所以解放军如果作壁上观还好，一旦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双方两败俱伤时趁火打劫，那无论对奉军和军都有倾覆之虞。

    另外，奉军在河南也正倾力南下，已对豫南及鄂北的军形成战略优势，如果军抵挡不住攻击，两湖丢失的风险也很大。唐生智已将自己当做“湖南王”，他虽大肆扩充自己的直属第八军，但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拼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一心攻占南京，却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队。

    军事方面的变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国民政府一边，更是变化纷杂，莫衷一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北伐之前其实就存在着三个阵营，以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共产党、苏联顾问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由于蒋介石有战败商团、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之功，又控制着国民军的军权，所以在三方阵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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