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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