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遍地林立的作坊里做工划算。都是赚差不多的银钱，谁也没有傻了脑壳儿，会放着安稳的事情不做去前线卖命？

    就算是不打，赴死军也能把鞑子给放平了。就是再打，还能争的过赴死军去？放着银子不赚，去辛辛苦苦的拿卖命钱，可不就是傻了么！

    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风潮给朝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也促进了各种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技术和金钱之间存在最直接的联系。虽然还远远谈不上什么革新，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都明白的很，间接的推动了科技的前进。

    如果说这些还都是朦朦胧胧的话，那么海运的蓬勃发展则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利用战争大发其财，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远在浙东和福建一代的工、商实力不可能具有江南那么便利的地缘优势，纷纷寻求往外发展。

    这些沿海地区早就有做“外贸”的经验和历史，在不能分到足够的战争红利的时候，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海外。

    船队、贸易等等这些很寻常的事务，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蓬勃发展起来。这里头没有什么远大而有明确的目标，完全就是金钱的驱使。

    可也正是这种对金钱赤裸裸的追逐，让沿海一带曾经繁荣过的海外贸易再次繁荣起来。在明末这个白银打量外流的时代，海量的金银居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回流。

    一支又一支船队扬帆而去，带回打量的财富，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富商大豪。如果是这些都是能看见的东西，那么对人们心中固有观念的改变则是潜移默化的。

    很多形而上的思想开始露出繁盛的苗头，在世人膜拜了千年的儒学面前，在理学面前，一种近乎于心学的东西正逐渐崭露头角。

    冲破条条框框的舒服，追究人之本性，向往更大的自由和自主，这一切遥不可及想也想不到的东西虽然还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形成颠覆性的思想，可也显露出来一点儿苗头。

    这些沿海地区，本就是东林复社的根据地，这些人本就对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十分不满。尤其是得到商人阶层的支持之后，更是打大肆批判学官们。

    要说别的本事，东林还真没有保留下多少，可要是说起批判来，这个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和他们比肩。明里暗里和老成持重的学官们作对，其本质是为了限制学官们的权限，为的是能够让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在这种近乎赤裸的争权夺利之中，对转职（谐音）和集权的冲击也在酝酿之中了。

    在高层方面，以学官们为代表的实力极力促成江南的民本发展，在整个下层，疯狂的追逐财富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在这个大环境下，打鞑子这种已经到了尾声的大业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上下两层都有意无意的把这件事情忘记的时候，只有东林人还在声嘶力竭的大喊着“决战”。

    虽然已经是应者寥寥，可东林人不得不喊，他们要是再不这么叫喊的话，可就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

    在鞑子眼看着已经日薄西山的时候，和鞑子决战的口号怎么看也显得有点过时。在这个时候，不得不佩服一下钱谦益钱老大人。

    就是这位钱老大人，首次提出大中华的概念，解决了东林人的尴尬境地。

    崭新的“华夷之说”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血缘和生活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地缘和思想。在崭新的大中华概念中，首次提到了“文”和“明”的概念。

    以文化区分民族，这是一个前人所没有提到过的说法。在钱谦益的学说当中，只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哪怕你是茹毛饮血的蛮人，也算是大汉民族的一份子。

    至于“明”，则被钱谦益曲解的离题万里，在钱老大人笔下，只要敬奉天朝，就可以算是共同的大明子民。

    这个大民族的概念在得到了东林人的吹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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