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有载：帝尝以钱币之制问秉忠，对曰：“钱用于阳，褚用于阴。国家龙兴朔漠，宜用褚币，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天下将不靖。”帝从之。后武宗铸钱，旋废不用。惠宗再铸钱，而天下亡于盗贼。果如秉忠之言。

    新元史的撰写者如此所写，虽衬托了刘秉忠的神奇，却很可能没有从宋、金、元三朝的历史和经济联系来看事情，因为刘秉忠的这番话更可能是一种托辞。

    宋代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是中国古代从金属货币向纸币转化的一个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朝廷过去在币制、铸币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导致它发行的铜钱无法满足整个社会所需，这就是当时纸币出现的主要原因。但这个过程不能不说有点混乱。

    忽必烈建立大元朝之后，作为朝廷最基本制度之一的货币制度，无论他自己、还是所有的大臣，都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而严格来说，哪个时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用铜钱，另一个是用纸币，也就是刘秉忠所说的“褚币”。

    用铜钱的麻烦在于，当时铜钱的主产地在南方。这点您从史书中宋代的钱监分布就可以看出。

    不产铜，却用铜钱，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大金朝立足中原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多说了。更何况宋代所制的铜钱就根本没有满足天下所需。所以这个选项立刻被放弃，纸币成了唯一的选择。

    事实上，耶律楚材开始时弄的“纸钞”很粗略，他摹仿的主要是金人的“交钞”。而“交钞”学的，又是宋人的“会子”，可它们全都出现了“过滥”的弊病。

    后人无须对此过于苛求，纯纸币制度这个时候能出现，其实已经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后世聪明人那么多，就算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不一样在这个制度上毛病一大堆其中主要的问题，还就包括了宋代“过滥”的痼疾。

    但正是基于宋、金“过滥”的教训在前，刘秉忠、很可能还包括为元朝定下了很多规制的王文统，就把这个制度建立在了白银、乃至于黄金的基础上，因为这就为宝钞的发行提供了一种限制，也就是防止了它“过滥”。

    以刘秉忠的聪明，就算他没有后世的经济学知识，可仅凭朴素的认知，他也不会不知道，一旦朝廷再用铜钱，百姓必然会选择，这就会对朝廷的宝钞体制产生冲击。也就是造成朝廷币制的紊乱，天下就此“不靖”。所以他告戒老忽，要“世守”。

    历史见证了刘秉忠的远见，但历史同样告诉了后人，问题并非就在这个“守”与“不守”上。

    忽必烈肯定不会不守这个规制，他的大元朝所具有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必会如此，但有人就是要给他添堵，又把铜钱给弄了出来，而且还是改进了的铜钱。

    事实上，即使琼州的铜钱再精致，忽必烈吃惊归吃惊，但却未必能让他心理失衡，因为他和安童的想法有着某种类似。你再好看，还是比朕的宝钞笨重，不宜携带。

    这种由于材料特性所决定的优势，其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真正使忽必烈忧虑、乃至心寒的，是琼州流出来的银币。因为在北元暂时无法仿造，且民间的兑换价格始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它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白银在外流。至少是民间的白银在向南流动。

    而北元的货币发行是建立在白银的基础上，银子的任何外流，都是对它国本的一种动摇。

    面对如此情形，老忽焉能不急

    当他再度开口时，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柔和，只有寒意。

    “前些日子，朕已经下了秘旨，命各路的官员将所有的库银，尽速全都调来大都。”

    安童震惊。

    因为北元过去为了在各地平抑银价，保证宝钞的通行，曾在各路设立有平准库，备有一定数量的白银。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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