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不过国家的工业实力远不是短短十几年便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像美国在中国建国之初便已经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工业规模。

    中美两国的工业差距只能采取某些手段使中国在起步的时候能够占个先手，随着战争时间的延续，工业实力上的差距最终会体现在现实的对交战国双方物资供应上来。除了物资供应之外，还有对交战国双方的政府贷款等金融手段的运用，中美两国也是存在了极大的差别——靠着谭延闿对局势的把握能力，中国的金融资本在以工商银行为主导的前提下统一步调集体行动，在外汇市场上狠狠的做了几笔大买卖，并且在政府的国际外交政策上也是集体行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一榔头买卖，有一笔就赚上一笔。

    美国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在开战之初美国也曾因为德国陆军的优异表现曾贷给德国政府一些款项，但是随着威尔逊总统和美国政府所谓的“中立”姿态越来越倾向于协约国，是以美国政府为协约国的成员国提供了大量的政府贷款，当然美国既然暗中支持协约国要打这场战争，那同样也就在赌桌上下注离手不再贷款给德国——这是长期的投资，与中国金融财阀们短期的投机有着明显的区别，至少谭延闿心中很清楚这两者之间意味着什么。

    之所以在谭延闿的授意下中国金融业没有向战争双方提供贷款，只做这种获利非常丰厚的一榔头买卖，还是在于谭延闿的外交政策和对战争结果熟知，况且他也不想背上对“德国盟友不义”的臭名声——既然中立则双方都不贷款，只提买卖物资，免得到时候收不回帐来。不过即便如此，中国金融财阀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果断狠辣的作风还是给美国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是论获利多少中国未必就比美国少，但是论及政治收益那则是没法比的。

    其实这也是谭延闿心中一个不太妙的设想——尽管他不相信协约国集团能够在大战之后对中国来个秋后算账，但是可以的确定是协约国集团肯定在战后的外交政策上将会联手美国对中国施压，若是自己手中的本钱不够雄厚，那多少还是要会吃亏的。谭延闿必须要为战后的中国全球地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垮掉到崛起的这段时间，中国只能倚靠自己来解决所有的困难，手中的实力必须要能够震慑所有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敌对势力。

    虽然战争尚未结束，甚至在两大军事集团的推动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谭延闿已经开始准备为战后的事务做准备了。这次大战到现在中国已经获得了超出想象的“战争红利”，国内工业全面发展，在高收入的诱惑下众多农民开始走进城市的工厂，为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军事物资订单而忙碌——在谭延闿眼中这种“战争繁荣”只能是一时的，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海外订单锐减，如果不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到时候大量的工人失业、工厂倒闭，这可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1916年五月，在谭延闿的授意下，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计划，对于接受海外战争物资订单而新设立的工厂或新成立的企业开始施行限制性措施，坚决卡严小工厂、小作坊的成立，并且对工业生产加强安全生产措施，对工厂成立工人夜校加强管理，工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规章制度的管理，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政策的探索性试点，施行更加稳健的金融货币政策……谭延闿不想为短时间的巨大利益所冲昏头脑，在战争中获得好处比不上美国就不去攀比，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国家内部稳定更重要的事情了，战后一些军事生产大工厂不可避免的将会成为社会安定的沉重包袱，大量的产业工人未来的出路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从现在就开始限制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的速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主要针对工业的社会政治改革其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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