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党和后党之争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实力来保证两边不会发生一边倒的状况，更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济南同时成立了议事会，天津议事会一共选举了五十人为议员，而济南议事会作为省级议事会，共选举了一百人为议员。天津和济南的议事会为中国的第一个“议事会”，从成立的时间和天津与济南的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一手策划的。不过这个议事会也不是那么好成立的，谭延闿也是经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才走到今天这步——这些“议员”并非选举而来，但是能够进入议事会的人员无不都是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在国内经过了为期半年的培训，然后再到欧洲考察半年才回国。

    对于“议员”谭延闿也做过相当严格的要求——年龄必须是三十岁至四十岁，必须具有举人功名者才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年龄的知识分子不至于让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变味的“议会”更加变味，但是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闿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

    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延闿心目中的相差甚远，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勉勉强强凑合了，只是维新派的色彩太重了显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愿。议事会功能定位上更像是一个政府咨询机构，手中并没有多大的实权，这也是谭延闿对其能够忍耐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只是第一届议事会，随着他在直隶三省大办教育日后所显现出来的回报，成为议事会成员的主体的必然是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补充。

    当然从新式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人想要成为“议员”，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以现在直隶总督衙门对新式教育的巨大政策倾斜，还有更多的人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可以想象未来的议会主体必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天下。

    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以前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报纸上折腾的厉害，民间士子们也都讨论，虽有地方大员提出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谁真正干过一些切实的努力，在发生八大臣出洋被刺事件之后，朝廷对于“立宪”也没有任何作为。

    就在举国还在观望的时候，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无疑给已经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低谷的“立宪舆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尽管连谭延闿在接受中外报纸记者采访的时候也坦诚承认，现在的议事会并非是选举而来，而且议事会的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中外报纸还是给予了谭延闿相当高的评价——报纸上盛赞谭延闿是“开明之巨手”，而以天津为中心，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促成了一个高层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支持谭延闿，国内倾向立宪的人也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间，至于康有为等人则被他的影响力再次排挤到了一边。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辞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罚；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重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谭延闿手中拿着刚刚到手的一纸文书，他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还真的选在翁同龢七十大寿的坎上送给老翁同学这么大一个“贺礼”。谭延闿无法想象翁同龢这个七十大寿是怎么过来的，这并不属于他所关心的，尽管这个昔日的政敌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他留给谭延闿的更多的是经验，说起来他心中还是挺同情翁同龢现在的境遇，毕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受此打击并不好过。

    翁同龢的罢免在官场上又引动了一次风波，而风波中心的翁同龢本人并没有什么动静，诏谕内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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