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会做埋没人才的举动的。当然袁大头也是人才，但这种人才对谭延闿而言实在是太过危险了，只有打压的份。

    果然严复在稍作犹豫之后便答应了谭延闿，当然现在《国闻报》正在筹备初期，报馆初建杂事也是千头万绪，严复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回到北洋系统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主持校务的。其实让严复回到天津水师学堂对谭延闿而言不过是一个小圈套——严复开办报纸言辞过于激烈，肯定是逃不过历史上戊戌变法那样激烈的政治运动的，而且这对严复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是观察严复这个人到底是功名心更大还是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

    不管严复做出了何种选择，最终的赢家只有谭延闿，少一个学界大师和思想启蒙者固然是重大损失，但如果严复经不起这种功名心的诱惑，那也不能怪谭延闿，就是最次中国海军摇篮中多了一个保姆，多培养几个海军人才也是非常实际的选择。

    不过令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日后严复因为主持《国闻报》而最终走向了大师之路，可惜的是这份报纸固然是中国新闻界品论界的一面旗帜，但也牵扯了严复大量的精力。严复虽然最终成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师级人物，提出了“信、雅、达”这三条令世人信服的翻译三大准则，但在谭延闿前生记忆中的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却少了四部。

    谭延闿虽然不是和康有为等人一路，但是伴随着公车上书康有为登上中国政坛开始，在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努力下，通过办报纸、讲学、集会等种种方法，其中几乎被清廷是全部封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变法维新这一政治主张已经深入人心，效法日本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所认知的强国之路。

    谭延闿也在这股浪潮中看到了浑水摸鱼的机会，直隶总督府幕友堂中的翻译科被他整个搬到了山东，在他的主持下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政治民主书籍，然后交付给设立在天津英租界的印刷厂印刷发行。开始的时候还是本着亏本来打算，但是没有想到这正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这些书籍开始成为热门书籍。

    谭延闿通过墨西哥油田交易获得了充足的资本，也就不打算在科学教育和民主思想启蒙上做盈利的打算，所以尽管这些翻译书籍卖得非常火热，他也只是以成本价来出售，所得资金全部用于扩建和改良印刷厂所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只是鉴于这些翻译书籍可能会引来不少麻烦，在寇青和伍轩仁的操作下，印刷厂的股权也挂在了颠地洋行等美资名下，而且出版的书籍作者名一律采用化名。

    同时中国第一家民办的银行也在天津正式成立，总股本为八百万两白银，其中谭延闿所占股份比例为七成，达到了绝对控股的水平，而伍轩仁所占一成，其余两成为与之有商业往来的广东、上海商人所瓜分。伍轩仁作为董事长出面负责银行的管理和经营，而银行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承接了直隶的银元、铜元的发行工作。

    此时张之洞已经在湖北武昌发行银元刚好才三天，工商银行发行银元、铜元、银元券等一系列货币，这成为了一个微缩版的货币体系，这自然不是张之洞单纯的发行银元所能够比拟的。工商银行之所以一再推迟开业时间，也是想要多在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立分行，同一天工商银行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的分行同时开业，不同的是只有天津的工商银行才会经营货币业务。

    因为谭延闿升迁至山东巡抚，所以工商银行也会在济南府开办分行，以更好的配合谭延闿在山东的行动，另外也是在香港将会开办分行，不过香港分行今后的业务比重将会逐步增加，最终的总行位置就要看银行的经营情况还有政治气候如何，大体上就是在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选择一地最终设立总行。

    工商银行的银元和铜元铸造是由天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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