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因为谭延闿不希望这些未来最顶尖级的中国学府中，美国的资本过于强盛，他可以接受中国的私人资本投资建学，但却很难容忍一个国家最顶尖级的高等学府完全由外国资本来开办。

    这也许是谭延闿内心中的一种固执，同时也是因为外国在华开办学校的教训——在上海和天津等沿海城市，外国人不是没有开办过现代学校，鼎鼎大名的上海中西女塾就是外国人开办的。外国人在中国办学这本无可厚非，教会学校也非常多，但是谭延闿却了解到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等课程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大肆的歪曲、贬低甚至是侮辱，这却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谭延闿需要外国的资本和人才来为中国培养现代化的新式人才，但却不能容忍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这会不仅会使得他在政治上冒极大的风险，同时也不是他培养人才的初衷。有他或者是其他中国私人资本介入与外国资本合力办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这种扭曲式教学方法，降低培养“香蕉人”的几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面子或是自尊心的问题，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威胁，与其培养一批香蕉人，谭延闿宁可靠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来办学！

    建立新式教育体系同时也是为了谭延闿造反所用——根据他前生的那点有限的历史知识，革命党人在数次起义不成功之后，便将重心从军事起义转向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入教育领域，通过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来暗地传播革命思想。尽管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最终靠的还是暴力革命，但这种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功不可没，至少在他的家乡湖南就是这样——历史上的百日维新使得湖南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新式学校，而后来经过革命党人的暗中推动，像黄兴等这样的革命党骨干都是在湖南从事过教育活动的。

    一直以来谭延闿对于自己手中的军队的思想教育控制的应该说是极为严格的，对上他是欺瞒，并不将效忠主子的那一套灌输给军人，就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所进行的历史等课程，他也是稍加改动，降低“死忠清王朝”的成分；对下面的军人也不灌输革命思想，而是灌输民族思想，对士兵和军官中出现的有些萌芽状态的革命思想也不进行打压，反而是处处加以引导——随着自己手中掌握的实力日益膨胀，他已经越来越预感到自己造反的日子加快临近了！

    谭延闿这么努力的训练士兵加快新建陆军成军的速度，也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北洋的陆军建成中国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这不完全是为了他个人实力的增长，同时更是为了他日后造反做准备。不过根据他前生的记忆，他却在造反的时间上感到了非常的迷惑——历史上使得袁大头第一次臭名昭著的百日维新背叛改良派投靠慈禧太后自然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将他放在袁大头的位子上定然是不管皇帝太后一锅端的，而且他现在的实力也远比历史上两年后的袁大头厉害的多。不过选择这么一个时机也是很有问题——谭延闿自问在两年中不可能有操控全局的声望，而中国也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思想基础……

    再往后拖上一拖可就到了庚子事变了，谭延闿前生的记忆中不记得在庚子赔款中中国到底赔给八国联军多少银子，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宗的一笔赔款，怎么也比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要多得多，没个三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是下不来的——难道说让自己接手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那背负如此巨额债务的中国谈何崛起？况且自己已经在京津地区有着大量的投资和重工业产业，八国联军一来，这些自己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坛坛罐罐岂不是被战争打个粉碎？！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谭延闿的年龄相对于做一个国家元首而言实在是太年轻了，很难想象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在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的领导下进行建设，在这点上连谭延闿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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