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阅，为父可将此书稿推荐给朝廷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以此来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复交刊行，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

    谭延闿经过这次和谭钟麟的谈话后明白，老头子之所以暂不刊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劝学篇》的内容上还不够充实。‘中体西用’三十年前便有人开始提，洋务派也曾有人以此来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老头子的想法让他感到非常吃惊——要么不做，要么就一直做到尽头，以一本《劝学篇》来奠定谭延闿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权威宗师地位，尽管他还年少，但是既然他写了《劝学篇》就必须把“中体西用”来阐述的非常详尽，不要去做冯桂芬，开创了一个新的概念却没有执行到底，平白为人做嫁衣。

    谭钟麟在1856年会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在翰林院认识的冯桂芬，而冯桂芬的《校芬庐抗议》就是数年后在上海完成的，后来冯桂芬就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也曾进入李鸿章的幕府当幕僚。因为在那一时期谭钟麟也恰巧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等职，冯桂芬的作为他倒是非常清楚。根据谭钟麟的回忆，曾国藩和李鸿章引进蒸汽机和后来的西式武器弹药生产计划都受到了冯桂芬的影响，而李鸿章在上海和广东最早建立的外语学校也是出自冯桂芬的手笔。

    冯桂芬没有像谭钟麟这样走上非常显赫的官场之路，但是他的才智给谭钟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看到儿子现在所写的《劝学篇》，这倒是让老头子回忆起了三十年前的同僚，可惜依附于人也要看主子的作为，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他们的气魄和才干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顶端了，但是对于冯桂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是非常有取舍性的。

    谭钟麟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冯桂芬的事情都给谭延闿介绍了一遍，同时也说明了去年他支持谭延闿建立翻译科的最初动机便是因为冯桂芬也从事过这种尝试，借助李鸿章和曾国藩来开设外语学院，并且还试图量翻译外国科技书籍。这还是谭延闿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看到老头子这么推崇冯桂芬，他心中对这个人物也是颇为好奇，不过可惜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他们之间就已经失去了联系，至于冯桂芬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过谭钟麟也非常坦言：既然他要想重新树立“中体西用”这杆大旗，就必须现在学术上站稳脚跟，但是若想在这个领域真正立足的话，那道路将会更加漫长——不要重走冯桂芬的老路，在学术上有建树之外，也必须努力去实现它，不要弄得到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知道这“中体西用”是冯桂芬最先提出来的？！（对于“中体西用”的最先起源，戒念也曾翻阅了很多资料，早先在林则徐时代的魏源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相对于冯桂芬来说，显然差了很多，所以在本书中这一思想的起源便安在了冯桂芬的头上，不要太过计较，谢谢！）

    经过和谭钟麟这番长谈，谭延闿才知道“中体西用”这个词居然有这么复杂的渊源，想到后世的教科书上于此有关的不过是张之洞一人。来到这个时代后才知道“中体西用”居然已经被叫了三十多年了，而张之洞才是集大成者。想到谭钟麟最后的建议，他也不得不佩服老头子的远见——张之洞正是有了这个学术上的功底，并且在执政上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去奋斗，因而在百年以后的后世依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完善《劝学篇》对于谭延闿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他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写出来，只是这本书稿原计划便是打擦边球，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特别敏感的话题他也不敢太过深入。历史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在维新变法的大背景下刊印发行的，那个时候张之洞虽然作为一名开明的高级官吏，但是对于维新派的主张不是很感冒，《劝学篇》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攻击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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