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舞的字符会根据倒入清水的多少而改变，短短三年，我爷爷便已经抄录了整整一本的字符，并以一种我看不懂的方式排列组合在了一起。

    再后来，我爷爷把那些纸张整理成书，郑重的交给了我，然后在一个晚上背着我将那只坛子摔碎，因为这件事我还哭了一天，哭的原因我已经忘了，可能是因为再也看不到那些起舞的文字了吧。

    那本无名书，我爷爷给其命名为摘星揽月秘术总纲。

    摔碎了那坛子之后，我爷爷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不出几年便驾鹤西去了。我爷爷死的那年正是我父亲回国的前一年，他最终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

    离奇的是，我爷爷头七的那一天，村里帮忙守夜的人都说遇见鬼了。更有人风言风语，说我爷爷是一只大蜈蚣成精，头七那天便化出原形，离奇消失了。

    之后村里便一直有蜈蚣成精的传说，据说还有不少人在村外的大山里看到一只一人多高的蜈蚣在村子周围徘徊游走，看模样像极了我爷爷。

    我就在这样的流言蜚语里念完了初二（1969—1977年实行九年制教育，即小学五年，初高中共四年），并且考上了北京的高中，被我母亲接回了北京。

    初二那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世间除了亲情之外的温暖。因为我母亲工作的原因，我当时不得不寄宿在邻居家里，那户人家男主人朴实的像一棵大树，女主人贤惠善良，唯一的女儿小翠儿虽然整天叽叽喳喳的像只喜鹊，但却都是好人家。

    离别了如同亲人一样的小翠儿一家人，我来到了北京，这个欣欣向荣，蓬勃生长的都市。

    1975年2月我入伍在北京军区某军35师103团二营4连，部队当时在内蒙的宁城县。三个月的新兵中队训练结束后，我便被分配到了当时内蒙最穷的生产队，负责几万亩的荒地农场。

    我们连一百多号人，要负担一千多亩的水稻种植。我在连里埋头苦干，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忘人民，样样干在前头，什么活都干的比别人多。

    当时部队提倡学习**同志做无名英雄，有一次晚上大家都睡了，我却悄悄起来，赶着月光割了二亩稻子后又无声地回到寝室睡觉。第二天全连战士都惊呆了，连长，指导员更是挨个询问谁干的，就是查不出。最后还是一位早起放牛的战士汇报说：“是三排四班的小宋干的。”，这才水落石出。

    不出两年，我就入了党，这在当时也算是小有轰动。当时我父亲也已经从越南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保密工作也已经结束。我母亲不愿我离家在外，便想把我调回北京。本来我父亲都已经和他战友商量好，有机会就把我调回军区机关，做个部队参谋什么的。

    我父亲的战友是当时军区说一不二的铁面军长，本不想走这后门。不过我父亲和他曾是过命的交情，再加上我本身也吃苦耐劳，立过不少功，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的调令快要下来的时候，中央一纸命令，把我这连通通调到了黑龙江省的漠河县，这个中国最北，境内唯一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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