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可是《礼记.曲礼上》记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曾是当初华夏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的刑法是公开的不平等，大夫和庶人在刑法上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为当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其政治代表为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在反对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同时，提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

    依据法家的主张：“绳不绕曲，法不阿贵。”

    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

    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的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由来。

    仅就法律而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子犯下罪行和平民同样按照法律处罚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少有了。

    西周时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种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处罚的，而应该由朝廷最高级大臣讨论后，再上报皇帝定夺，这八种人里第一种就是皇帝的亲戚。

    后代的法律有大量的优待贵族大臣的内容，比如皇亲国戚是由“八辟”转化而来的“八议”制度的头号对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减轻一等处罚，犯死罪要经过朝廷最高级大臣的讨论，经皇帝的批准才可处罚。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当然，如果王子胆敢图谋造反的话，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严惩不贷的。

    儒家典范人物之一的周公，辅佐成王统治天下，亲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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