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兹听到后，转身大声说：“张国涛，不要这样。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是的，”主持人冷冷地说，“他们会的。”

    “告诉我，”多尔顿继续平静地问，“张国涛是组织的人吗？”

    “不是。”

    “他知道你是组织的人吗？”

    “知道，我告诉过他。”

    “杨兹，你告诉他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要不要撒谎，难就难在这里。对方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人看着，听着，打量着她，她稍有差错，或许就会造成对张国涛的巨大伤害。可她只有了解情况才能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如果她说错了什么，也许就送了张国涛的命。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张国涛现在身处险境。

    “他那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多尔顿再次问她。

    “他笑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你认为他不在意？”

    “肯定不在意。”

    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第二次发问，他眼睛半开半闭地问道：

    “你觉得那样的态度正常吗？他对社会发展和辩证法的必然性都不在意？”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回事。”

    “算了。”多尔顿说，“告诉我，他是个快乐的人吗？他经常笑吗？”

    “不是，他很少笑。”

    “可当你说你是组治员时，他却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

    “我想他是看不起组治。”

    “你认为他仇视组治吗？”多尔顿很随意地问道。

    “我不清楚。”杨兹很无助地说。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吗？”

    “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他打伤了那个店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杨兹突然不再相信多尔顿这个人了。讨厌他那哄骗人的口气和貌似忠厚的脸。

    “我不知道。”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

    “那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没结论。”杨兹干脆地说。

    多尔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好像有些失望，像是对忘词的学生一样失望。

    “你知道，”他问出了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你知道张国涛要去打那个店商吗？”

    “不知道。”杨兹回答说，她回答得太快了，多尔顿听后过了一会儿才收起笑容，转为一副好奇又好笑的神情。

    “到现在之前，到今天之前，”他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张国涛是什么时候？”

    “他入狱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她回答说。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坚持着发问。杨兹很讨厌这样面对法庭站着，希望能转过身来，希望能看到张国涛的脸。那样的话，起码能从他的形态上得到一些提示，她就能据此回答问题了。她心里越来越慌，因为以前到底说了些什么，指控和怀疑什么，她都不知道。他们肯定也知道她想帮张国涛，而现在自己却是这么的孤立无援——怎么就没个人帮她一把呢？

    “杨兹，在今天之前你上次和张国涛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又是那个问题，她真讨厌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人腻味。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她回答说，“他和店商打架前的那个晚上。”

    “打架？那可不是打架，杨兹。店商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很没有体育道德嘛！”多尔顿笑着说。可那笑声令人害怕，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笑。

    “告诉我，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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