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坐下后，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坚持正气，不怕人家反对，这阵子很不容易啊！”又说：“学生闹得那么凶，赵紫阳还去打他的高尔夫……。”唠唠叨叨，不可一世的乞丐。我百感jiāo集，和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沉默以对，她只好没趣而退。

    李鹏一出现，还未坐下，便责问：“《文汇》、《大公》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直接回答：“这是受天安门影响。”没有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觉，当时也不好对我怎么样，转而以缓和语气询问香港情况，我便叙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李鹏听后，要我与港英政府jiāo涉，让港英政府出面，对运动进行限制。他又提出，要查明《文汇报》、《大公报》事件，严肃处理。我当即向李鹏表示，“香港情况同内地不一样，处理方法也要有所不同。”又顶回去了。李鹏听后，怏怏不快，再也没有表示意见。我没有再按照杨尚昆的要求，向他谈香港的经济情况，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关于海南洋浦特区的开发问题。前文已述，我这是受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说服李鹏能尽快批准海南省委的报告，李鹏也重复了他按项目批土地的一套，推托过去。这是我和李鹏最后一次单独谈话，话不投机，不足半小时，我就告辞了。

    在北京宣布学生运动为动乱以后，姬鹏飞两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建议”（他大概知道我对运动的倾向），处理香港有关学运的事务按李鹏决定的三条指示：一、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次动乱；二、对机关干部和工人要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支持学生的街头活动，一发现情况，就要严格说服和制止；三、要坚持工作，坚持生产。

    我们港澳工委讨论后决定：李鹏三条照传达，但是，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但还要按照三条执行。事实上，这是对这三条有保留的做法。与杨尚昆谈话后，我回到香港，在工委会上传达了杨尚昆的讲话，并在机关重申了李鹏的三条意见。但大家并未因此对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群众运动，改变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打电话告诉我：“北京开qiāng了！”因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开qiāng的地点。

    从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连续三天三夜，我没有睡觉，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困了就躺在沙发上。这些时日来，我面前放了两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电视每半小时播一次北京情况，电台每十五分钟播一次北京新闻，实际上是连续二十四小时在播送北京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外界的反应。没有言语能够叙述我当时心情的矛盾和激愤。我想，共产党变了，北京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变了，他们怎么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呢？我下决心要退休了，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机关干部受连累；另外，我想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后，尽可能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做些实际的和研究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产党员不行了，并不等于共产党就垮了，将来共产主义还是会实现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jiāng zé mín继任总书记之后，我立即请人带给赵紫阳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带信的人回覆我，赵听后讲了两个字：“谢谢！”我想，历史上坚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历史终会还予他们公道，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真理是不会被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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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开qiāng，群众流血了，香港人也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从九七“大限”心态出发，看到“六四”，联想到九七后，自己也可能有类似遭遇，因而益发空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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