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加以限制，让他们客观地报导北京学运的情况，以及香港支持学运的消息。对报纸本身的言论，也没有进行限制，只要求他们少发一些。

    李鹏下令北京市戒严后，五月廿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拟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我赞成他的意见。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复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从我个人情绪讲，看到香港市民群众这样热情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看到香港空前规模的yóu xing、集会、募捐义卖活动，心情十分复杂。五月廿日以后，香港受台风侵袭，挂八号风球，狂风暴雨中，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华分社门口，通宵达旦地彻夜静坐，请愿唱歌。我在十二层楼上的卧室，看着下面风雨jiāo加，歌声、口号不断，心中百感jiāo集。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以前，为了人民群众利益，领导他们反对guó mín dǎng统治；现在，反过来了，群众向共产党示威、提要求，共产党不仅不能满足他们，还要镇压他们。面对这个我无能为力的场景，我无法入眠，看着楼下群众在风雨jiāo加下，不顾一切席地而坐，听着他们悲愤的歌声和呼喊，我眼泪止不住地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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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年四月卅日，赵紫阳从平壤访问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动身，并把香港传媒界反映这次北京学潮的许多材料、录像带，带去北京给赵紫阳。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住宅内，与我谈了近两个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诉赵紫阳，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后，接触了一些人，了解北京的情况，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社会上最积极支持学生的人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人员，这些人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我讲：“这次学生运动，可以看出有水平，口号相当策略，提拥护共产党，拥护邓小平，一方面表达出多数人确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人在帮他们出主意，我估计可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一些年轻教师、研究人员，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香港某些fǎn gòng势力的介入、参与，但运动的主导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报》四月廿六日社论，称学生运动为“动乱”，激化了矛盾，我认为这是极为不智的。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表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邓小平；也有人讲，等选择有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bào dòng。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

    我提出：“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fǎn gòng、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我还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máo zé dōng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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