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次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最后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作如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qiāng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令李既yù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父亲对李代总统请其出国一事，答复如下：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以我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求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jiāo，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能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各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5日，蒋介石的上述答复由专机从上海送到了广州。第二天，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介石的答复和何应钦的信函前往桂林，迎接李宗仁回广州。李宗仁看了蒋介石的答复后，对白崇禧说：“蒋介石的答复满纸官话，并没有实际内容，而且话中有话，抱怨我的所作所为。”

    白崇禧则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重新复职出山，因此他竭力鼓动李宗仁到广州去主持政务，以便同蒋介石争权。到了这个时候，李宗仁进退失据，完全听从白崇禧的摆布，只好答应与阎锡山一道前往广州。

    对于李宗仁的这一决定，他的许多部下均表示反对。程思远认为，李宗仁已受到白崇禧的挟持，到广州后又必将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与李宗仁同行。程思远始终认为：“李宗仁于和谈破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策；既不引退，而又去广州，更为识者所惋惜。”

    李宗仁以前的老友章士钊、邵力子听说李宗仁去广州的消息后，也于5月18日给他写了一封信，批评他说：“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粤，同流合污，阳冠僚采，yīn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主祸福为张皇工具，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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