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适当调整。如该师三三○团团长刘协侯，xìng格耿直，对日作战勇敢，思想也较进步，因得罪了吴绍周而被撤职，廖运周和徐仁多次安慰他。廖运周又在吴绍周面前为他讲情，让他代理了师参谋长，后又担任了三二九团团长，经过培养，被一一○师地下党委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成为后来起义的中坚力量。三二九团副团长金汉章出身贫农，思想也较进步，后来把他提为三三○团团长。另外，还培养了不少党外积极分子，他们在以后的起义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秋，一一○师地下党组织关系又转到中原军区。这时，地下党的同志们也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坚持在guó mín dǎng内部缺乏耐心，认为“大干不如小干，晚干不如早干”。针对这种情况，一一○师地下党委派李俊成同志去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想法，要求早点行动，否则会军纪涣散，并要求增派干部。不几天，李俊成同志带回了中原军区和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他们“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要积极争取进步力量，不要依赖上级派人”；“不能用解放军管理部队的方法去管理guó mín dǎng部队”。听了这些指示，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还有些模糊观念，搞不清什么是最有利时机，整天和谁打仗，算什么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委再次派李俊成前去向邓小平政委请示。邓政委听了汇报恳切地说：“组织上没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不到时机，不能起义。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几千条qiāng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

    金汉章

    邓政委的这番话澄清了大家心中的迷雾，才使消沉、急躁情绪得到较好的克服。大家信心倍增，一致表示，坚决遵照上级指示，积极做好起义准备，等待有利时机。

    1948年7月，一一○师地下党委在汉口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廖运周、李俊成、徐仁和廖宜民。他们以疗养为名，在汉口璇宫饭店包了几个房间。李俊成刚从中原军区汇报工作回来，他在会上传达了刘邓首长指示，即解放军在进军江南之前要打一场大仗。一一○师中共地下党委要做好一切准备，在解放军接应下完成起义任务。大家感到这一指示非同小可，意识到肩上的分量和任务的紧迫，于是立即研究落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主要检查和部署中共地下党在一一○师所能掌握的力量。经过分析认为，师部经过几年的工作，一些反动势力基本上安排走了，副师长杨柳青和参谋长洪炉青二人比较正派，估计不会反对起义。所属各团中，刘协侯已回主力团三二九团任团长。金汉章任三三○团团长，金与廖运周关系很深，所在团多是刘协侯的老部下，必要时可以由刘帮助他掌握部队。这样就有两个团可以作为起义的主力。问题是三二八团，团长姜继鑫是吴绍周亲信，部下也多忠于吴，中共地下党在该团的工作一直难于开展。这是起义的绊脚石，到时候必须对其采取果断措施。

    在对部队作了详细分析和周密安排后，地下党委内部进行了具体分工。决定由廖运周和李俊成负责前方工作，廖运周主要负责作战指挥和情报收集；李俊成主要负责与中原军区联系；徐仁负责汉口留守处工作，掌握guó mín dǎng军队动向，掩护安排家属转移。廖宜民负责对师部的组织安排、作战的情报工作，除张士瑞外，中原局还派来杨振海同志安排在师属侦察连当副连长。这次会议对一一○师起义是一次关键xìng的会议。

    此时已是解放战争的第三年，由于人民解放军不断地消灭了敌人的许多有生力量，使得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是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有优势，中原逐鹿的时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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