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内诸岛及威诲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十月二十五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十一月十六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九十九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港，威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灭洋！”农民群众最先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jiāo，山东、安徽jiāo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而开展斗争。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员奏报朝廷道：“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伏莽yù动，假‘兴华灭洋’为名。”注9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传教士到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说起事的农民专“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成)武县、单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注10其后，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jiāo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彼伏此起，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11这次起义，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但也况明了农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他们自发反帝斗争的实践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面，则打出“扶清”旗帜而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此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因此，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围。这正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xìng所在。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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