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继续支持袁世凯是不聪明的事。这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梁启超所说他为什么要反袁的理由，是值得看一下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①首先声明：“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他把主张民主共和的人讥诮为“新进耳食者”，自命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谈国体问题。共和与君主，就是他所说的国体问题。他又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他的意思是说，国体只能维持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因为现状是君主国体，所以他反对鼓吹共和；而现在很不幸的（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已经经过革命而成了共和国体，也就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可再加以改变。他说，如果硬要改变现行国体，那就是革命，而革命是他从来反对的，所以他过去反对“共和革命”，现在反对“君主革命”。袁世凯实行帝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而梁启超把它说成是一种“革命”。这固然是他有意糟蹋革命这个字眼，同时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他的文章中说，他其实是很希望能使共和“复返于帝政”的，不过“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恢复”，而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君主革命”，后果是很危险的。“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也就是可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他所最害怕的。

    梁启超的文章又说：“吾侪立宪党之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照这样说，他似乎是既反对改变既存的共和国体，又主张在共和的国体下实行立宪的政体。按当时人的用语，共和立宪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却又表明，他并不真正要求袁世凯实行民主共和。相反的，他认为，在共和的招牌下实行专制是可以容许的。他说：“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人所共谅”，但如果公然废弃共和，那就难免遭天下人之反对了。所以他的文章为袁世凯设想说，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那就应该满足于这种状况，“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何必一定要废弃共和而当皇帝呢？梁启超在举起反袁的旗帜时，对于袁世凯自己丢掉共和的招牌是深表惋惜的。

    附带说一下，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是有分歧的。康有为也反对袁世凯当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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