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

    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吴玉章指出：“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①

    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例如1911年冬在上海，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②，列名为发起人的有些是当时有名的同盟会会员（其中包括已在暗中投降了袁世凯的汪精卫）。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宣言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宣言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yù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惟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

    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在1912年初以一部分光复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这个组织同立宪派的名流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和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则拥戴黎元洪成立了具有政党xìng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黎元洪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过一篇宣言①。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lún，大执政权，而家天下”。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②，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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