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着是很狡猾的，他把烫手的栗子jiāo给立宪派绅士，而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还可以根据局势发展，在可能时重新取回出让的政权。他的这一着又有对付奉朝廷之命率军入川的端方的作用。端方的军队这时已到达重庆、成都之间的资州（今资中），朝廷默许他到达成都时接替赵尔丰的职位。不过在成都宣告独立的后一天，资州发生兵变，端方的脑袋被士兵们砍掉了。

    蒲殿俊只当了十天都督。12月8日蒲殿俊检阅巡防军，在赵尔丰唆使下，士兵当场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说："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①驻扎在城外凤凰山的新军，有一部分被调进城弹压，但他们一进城也跟着一起抢劫。城里"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了所谓"自卫团"，既参与抢劫，文自称"保卫街邻"，捉拿满身载着赃物分散的士兵。接着各县的"保路同志军"也成群结队地拥入成都。

    郭沫若这样描写“同志军”的军容：“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qiāng、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以至“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②。这些同志军本来是由于立宪派绅士们倡导保路运动而唤起来的，但它起了远远超过绅士们预期的作用。郭沫若指出：同志军手里的可笑的武器事实上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葬送了清庭的原动力”③。但是这时没有人能够领导这种自发的力量。立宪派的绅士固然不能，在四川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领导不了，不能赋予这种自发的力量以明确的斗争目标。自发的群众无秩序地拥进成都城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蒲殿俊的政权垮了台，朱庆澜因为指挥不动新军，跑掉了。赵尔丰虽想乘机复辟，也做不到。

    成都有一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员，在蒲殿俊的政权成立时就开会发宣言反对，现在是他们上台的好机会来了。问题是他们依靠什么力量。立宪派的失败的经验使他们看到必须有实力，但也使他们不敢号召群众力量。他们投身到了一个拥有实力的叫做尹昌衡的当权者的身旁。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在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因此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①尹昌衡乘此时机攫取了都督的宝座，而以立宪派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原谘议局的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同盟会会员董武、杨莘友等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形式上好象是实力派军人和立宪派、革命派的联合政府，但它其实是从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在这个政府中的立宪派已不成其为立宪派，革命派也不成其为革命派，他们一致拥戴尹昌衡这个实力人物，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秩序，镇压那些使地主、资产阶级如此恐惶不安的自发的群众力量。尹昌衡的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杀掉了赵尔丰，一方面发出了“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②。它用镇压和收编的双重方法把在成都和省内各地的同志军平息了下去。

    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当时在四川也象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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