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兵变以前，绅士们已经散布流言说，焦达峰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焦达峰早已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参加萍乡、醴陵bào dòng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

    焦达峰、陈作新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他们幼稚、缺乏经验，看不透谭延这类人的yīn谋，而最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虽然依靠一部分新军发动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立即以原有的新军为基础招募新兵，扩编军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军队。他们所有的最大的群众力量是旧式的会党组织。湖南各地的会党组织在知道与他们有联系的焦达峰作都督后，以为哥老会已经当权，他们纷纷攘攘地拥进长沙，跑到都督府里乘。当时人描写说：“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②革命派得到会党力量的支持，这使立宪派资产阶级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旧式会党毕竟是落后的靠不住的力量。在看到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后，许多会党分子跑出长沙城，散归各地。各地虽然还有些不服谭延的会党力量，但他们或者被谭延以武力压服，或者只是在当地按照他们向来的做法进行些无关大局的活动。

    湖北的汤化龙听到谭延就任湖南省都督，打电给他说：“闻公出，钦喜无量”①。谭延和汤化龙一样，本来是站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立场上的，他的手上还染着革命党人的血。以后，他在蒋介石guó mín dǎng中被尊为“元老”。

    在贵州，革命派同立宪派间发生了更加复杂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这两个带有政党xìng质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教育界、新闻界，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互相对立，互相攻击。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它的骨干，也有一些官员、地主绅士、资本家参加在内，主要领袖是张百麟。它同贵州各地的哥老会组织有广泛的联系，但它本身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宪政预备会则是由地方上有声势的与官场互通声气的绅士们组成的，它的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出于梁启超门下，有不少会员曾在日本参加过以梁启超为灵魂的政闻社。一个回忆录的作者说："两派成员，自治学社中寒士和青年学生居多，而宪政预备会则是官绅居多"②。两派的政治倾向，一派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派属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不过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只是与同盟会有联系，并不是明确地抱着革命目的进行学社的活动。他们参加了贵州省谘议局，并且经过竞争，在谘议局中取得了比宪政预备会更多的席位。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他们预期的步骤。上引回忆录的作者指出："细按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动力，与其说是领导者的发纵指使，无宁说是群众推动领导，还符合事实些"③。

    贵州省城的起义，发生在11月3日，上距武昌起义二十四天。这其间，已有几省宣告独立，尤其是邻省湖南（10月22日）和云南（10月30日）的独立，震动了贵州。自治学社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时加紧在官方的军队（新军、巡防营、陆军小学堂等）中进行联络工作。宪政预备会的绅士们向贵州巡抚沈瑜庆密报可能发生事变，主张捕杀自治学社的领袖们。沈瑜庆不敢立即这样办。下层群众情绪激昂，官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情势迫使自治学社的领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正在他们议论何时和如何发动起义的时候，陆军小学堂学生自动宣布起义。这些学生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一共有二百多人。新军第一标是当地最强的兵力，兵士们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的行动。甚至巡抚衙门的卫队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拒绝把qiāng口朝向起义者。巡抚沈瑜庆发觉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兵力，只好宣布把军政大权jiāo给谘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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