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为会长者，即谭延也。参谋部亦与该会联，不归都督节制。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①。

    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都把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理想，他们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那么不论黎元洪或袁世凯当政都不要紧。本着这种想法，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曾到起义后的武昌，写了一部《鄂州约法》，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但只是一个省的）。这部《鄂州约法》并没有施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只是在湖南，出现过一个有权有势的议会。但是这个议会并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倒是反对这个革命的！

    焦达峰、陈作新虽然没有物色一个湖南的黎元洪来当都督，但是不敢反对谭延的参议院，为了取得有名望的绅士们来和自己合作，甚至宁愿削弱自己的领导权，结果使自己成了“笼中之鸟”。到底还是谭延这样的角色厉害，他们在焦达峰当都督的时候，利用议会来控制革命派，到了焦达峰被杀掉而由谭延任都督的时候，就把参议院取消掉了。有位历史学家在1935年所著的书中评论这段历史事实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治"精神。他说："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谘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为军政部长（开始时谭有过军政部长的名义--引者），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②这种看法完全背离了事情的实质，把反革命的湖南参议院当成了"民治"的模范。

    焦达峰、陈作新的政权只维持了十天。谭延勾结了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立即出任湖南部督。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把焦陈被杀归罪于"乱兵"，下令厚葬死者，亲往灵前致哀，一面又出布告说："照得焦陈都督，实为土匪巨魁。误入该贼圈套，湘省大事几危。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所有都督事务，谭绅组安施为（谭延，字组安引者）。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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