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当继续其债务及一切之义务。……吾人革命军起，必恪守国际法而行，其遂逐满政府，则新立政府必承认其条约，即分割数省，而宣告独立，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失也。”③在同盟会成立时预拟的《国民军》的《对外宣言》中虽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同时又有如下的条款：“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①。既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此明确地向帝国主义者表示可以承认他们加与中国的一切枷锁以换取他们的“赞成”，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在反帝方面有一个坚决的彻底的纲领。

    革命靠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同盟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两种说法。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②《民报》的一个署名“扑满”的作者说：“中国之革命军则与欧洲殊（指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③这是一种说法。《民报》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汪东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也”。汪东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看成是“乱民”。他以为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过多的混乱，而中国的革命将能够完全“有秩序地进行”。他说：“中国异是（即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引者），半出于诗书大族，痛心沦亡，思驱东胡杂种，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刘琨之志，请缨击敌，或当终军之年，精诚jiāo孚，合谋大举，或有悖德之行，则与众弃之。法之乱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则秩序可保”④。由此可见，汪东虽然也主张要发动革命军，但他认为，革命的“主动”一定要由“中等社会”掌握，而他所企望的“中等社会”，主要是反满的“诗书大族”，这种观点明显地表现着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恐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右翼的观点。上述前一种说法中所谓“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虽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这是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人企图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来掌握革命领导权，但他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自居于全体“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

    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在革命的宣传和革命的实际行动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同盟会的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根据这个纲领而进行的一切工作，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在思想上战胜了不久前还居于先进地位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同盟会的重大业绩。这个胜利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但在叙述这个以前，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清朝的所谓预备立宪和康梁一派在这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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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82。

    ② 邹鲁：《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一册，页47。

    ① 《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一册，页47。

    ① 《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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