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继又转入香港的雅丽医学院，这个医学院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英籍华人何启办的。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青少年期间，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很少。他所受的是西方国家培养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教育，但由此他接受了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验比同时期的康有为多得多。他的出身也同来自官僚家庭的康有为不同。

    孙中山青年时期对他的前辈广东人洪秀全的事业表示敬仰。他在广州和香港学医时常同一些同学和朋友议论时事和政治。孙中山在广州的一个同学郑士良（他在离开博济医院附设学校后到惠州开办了一个yào房）同洪门中人jiāo往很多。孙中山在广州时还结识了在广州舆图局任测绘生的尤烈，他也同洪门有联系。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洪门中传统的反清思想对孙中山是有影响的。在香港和孙中山jiāo往密切的有陈少白（美国人在广州办的格致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又转入雅丽医学院学习）、尢烈（这时到了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任书记）、杨鹤龄（澳门的一个大商人的儿子）等人。这四个年青人被他们的亲友称为“四大寇”，是因为他们敢于讲些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议论的原故。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澳门，然后在广州行医。二十年夏，他和他的一个在少年时就意气相投的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过上海而到天津。在上海，孙中山会见了郑观应和王韬，这都是当时著书立说，鼓吹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改良的著名人物。王韬给孙中山介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孙中山到天津后，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已经准备好的长信。

    guó mín dǎng的历来的一些历史撰述者力图论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从幼年时就已经确立，以后一直不变地保持下来，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可以证明，直到这时，他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他在这封上书中的基本主张是"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pào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yù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pào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①这样的主张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然进了一步，但并没有超过同时期的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的水平。

    guó mín dǎng右派吴稚晖为孙中山写的别传中说：“中日jiāo战前，先生（指孙中山）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这是荒诞的神话。李鸿章既没有接见孙中山，孙中山的上书也显然决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如同从来的读书人一样求知于当道。他的信中说：“推中堂（指李鸿章引者）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②。信中又说明他个人的计划是想致力于农业，拟先赴法国及其他各国考察，然后回国，“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①。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基本上还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围，在这以后，才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时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的书信没有从李鸿章那里得到什么反映。他和陆皓东游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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