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②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引者）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①。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①。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jiāo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③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jiāo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③。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原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①。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①。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③。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判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④。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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