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根据各侵略国的公使们提出的要求，通知廷雍，一定要对顺天府和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迅速查办解散”①。廷雍向在太原的朝廷报告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jiān，绥靖畿疆之至意”②。清朝军队就是这样地为外国侵略军的深入预先扫清了道路。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样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③。

    闰八月二十日，侵略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廷雍及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揖盗，把他们请进城里。李鸿章在闰八月十八日到北京的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送急信给廷雍，通知他在联军到达保定时，要“执白旗相迎”，“务祈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④。侵略联军进入保定后，进行了掠夺和焚杀，而且把主要官员们逮捕起来，说他们曾纵容义和团，并把廷雍和其他几个官员qiāng毙，枭首示众。这些官员对侵略军“以礼延接”⑤仍免不了被杀，这是使清朝朝廷大为震惊的。

    侵略联军从保定向南到了正定一带。它除了继续分别以小股军队骚扰冀中各地以外，又显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九月里德、意、奥三国军队经由宣化侵入张家口。差不多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军队经由易州占领紫荆关、广昌（今涞源），清朝军队退到了山西省灵邱、平型关。十二月里，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获鹿，清朝军队退到娘子关。次年的三月初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

    一本天主教会编的书描述当时的形势说：“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还应该加上西至娘子关引者），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①。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也说：“联军”入京后，“迟迟不允开议停战，以致纵兵四出，大肆掳掠，并向地方官绅勒逼银钱“②。

    上述保定的情形，是清朝官兵对待侵略者的态度的典型。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描写归他所统率的军队的情形是：“偶与洋兵相遇，或勉强应敌，溃败相继，或逡巡避退，仅能全师。”②但事实上，连“勉强应敌”的情形也罕见，有的只是“逡巡避退”。宋庆（他带领军队从天津战场一直退到山西境内）在侵略军西到获鹿时这样说：“正值议和之际，（洋兵）所到各城，官皆出迎、供应，民（其实是绅商引者）亦力求勿战，免撄其怒，遂使洋兵无所忌惮，且到处要挟，收我军械，前进不已，无所底止”④。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向西撤退，李鸿章和奕甚至向朝廷无耻地奏报说：“查洋人xìng最好胜，因晋军仍驻井陉县境，营垒相望，势不两立，必开攻战之衅。请饬各防军全数退入晋境，勿在井陉左近与洋军作相持之势，致令借口进兵，是为至要。”①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朝廷，在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迁到了西安，一心一意地盼望李鸿章和奕能在北京早早同侵略各国讲好议和条件。它虽然很怕侵略军继续深入，但竭力制止自己的军队在任何地方对侵略军实行抵抗，以免惹怒了侵略者而妨碍“和局”。朝廷给山西官员们的训令是：“现在将与各国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洋兵前进，即著先行派员劝阻，固不可鲁莽从事，亦断难听其长驱直入”②。显然，这是个步步退让的方针。甚至对河南省，朝廷也下了类似的命令。由于侵略军南下到正定，而且还一度分兵骚扰直隶省南端的大名、磁州等地，所以河南省也感到非常紧张，惟恐侵略军通过豫北而西叩潼关。朝廷于九月间命令河南巡抚说：“现在正将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果敌兵临境，先行遴派妥员前往劝阻。固不可轻启衅端，亦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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