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表明饶漱石究竟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也会更加博得高岗的信任。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按中央的意图,开这次会,主要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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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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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先请各地和中央各部委的同志们讲,然后中央作总结,再自上而下。
安子文不了解这里面的机关,当然听他的,他是部长。
等到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饶漱石又突然对安子文说:
“看来,你还得有个工作报告。你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向大会报告工作。不然,是说不过去的。”
安子文有苦难言。没法子,他还是组织力量,连夜突击,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写出了报告。
安子文“引”出来了,饶漱石就好鼓动一些人放pào了。
讨论安子文报告的发言中,东北、山东,都有人扔出重磅zhà弹。这些很有煽动xìng的发言,夸大其辞,危言耸听,对1953年以前的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说那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批判的是安子文,但攻击的矛头,一直在刘少奇的后背心上弄影。他们甚至要公开摊牌,要挟中央,要求改组中央组织部,夺取人事权。
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
máo zé dōng批评饶漱石说:“你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这边一pào,那边一斗”。
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解决中组部的“饶、安矛盾问题”。máo zé dōng明确指示: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
máo zé dōng委托刘少奇亲自主持领导小组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máo zé dōng的指示,并且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也在会上指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安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很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
高岗、饶漱石“讨安伐刘”的计策,又受到挫折。
当饶漱石失败了,并且受到了批评时,他对安子文说:
“我说你对财经工作会议有抵触情绪,其实不是指你,而是指刘少奇。”
这就叫嘴脸。
安子文,不过是中组部副部长,是饶漱石的副手;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当着安子文的面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着刘少奇的面,他又会怎样说呢?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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