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通知他们要保留到全部赔款付清为止的舟山岛已经匆遽地并且是莫名其妙地撤出了。甚至香港的割让还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这样就使那个岛屿变成一个并不是英国的属地，只是像澳门一样，在大清皇帝的国土上经许可才保持着的居留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

    看来，不管是天朝官员还是英国官员，给政府打工，都可能让政府不满意。不过，双方对这种官员的处置方式是不一样的。琦相被道光斥为“是何肺腑”，一下子捣向人的良心处，属道德问题；义律被女王称作“不可思议”，指向的是心理问题。道德问题，良心大大的坏了，汉jiān；心理问题，回国修养吧，没有英jiān之说。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议决：

    一、英国不同意《穿鼻草约》。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过去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

    二、舟山必须重新占领。

    三、义律大佐必须召回，派遣璞鼎查爵士（SirHenryPottinger）前去担任全权公使。

    正像琦善、林则徐下岗时都有些委屈一样，义律下岗也有些委屈啊。被召回国之后，他写了一个小册子，解释道：“如此众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需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一直都在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他还像林则徐一样给友人写信，为自己辩护，说：“从1839年3月24日我被中国政府当囚犯拘留于广州时起，一直到1841年8月18日我被自己的政府撤职时止，我们已经扭转一千万金镑以上的贸易，开出五万多吨的英国船舶，运进中国足以使八百万金镑以上的巨款流入英国国库的这样多的货物，从中国库藏里我们取回白银约有一百五十吨，我们挡住了许多外国政府在非常不安的时期可能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微妙问题的急迫申诉，我们已经胜利地显示了女王的兵威，而且更明显地奠定下英人气度宽宏的xìng质与范围，获益是亘垂久远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问题是，义律同志如此表扬与自我表扬，英国政府并不领情，把义律任命到一些穷乡僻壤百慕大、特立尼达、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流放地）担任总督去了！也算英国式的充军流放吧。一句话，谁让你同情天朝，下手那么软呢？不过他比琦善好一点，琦善被天朝某些人士骂作了jiān相，义律国内的同胞，却没一个叫他“jiān使”或“英jiān”呢。还算不错。

    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5月31日得到巴麦尊外相的训令，他是唯一的全权公使，对于有关和议的每一事项都有权作出决定。但是，如果遇有必须强迫中国接受的要求，那么，在英国方面没有完全无条件同意以前，他不得干涉和阻止海陆军的行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重新占领舟山。

    二、和议不得在广州举行，必需在临近北京的地方举行。可以是舟山和白河口，最好是在白河口，因为它邻近北京。

    三、对于中国的要求，请他参照原先给义律的训令。这个训令里面的条件，女王陛下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去变更或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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