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1792～1854），博尔吉济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干部家庭，19岁时即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25岁擢为京堂，特派查办事件，30岁任山东巡抚，34岁时又擢为两江总督，时人皆呼之为小琦，可谓是少年得意。

    1838年，天朝开始禁烟时，琦善已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并稳坐天朝大吏第一把jiāo椅：直隶总督。他在直隶搞的禁烟运动，成效显著，受到道光的表扬。

    鸦片战争发生后，英舰北上天津白河口。琦善出马，哄英军南下谈判。道光更是欣赏他了。道光认为自己片言只纸胜十万大军，琦善私下可能也骄傲了，跟人吹过自己就是这片言只纸的执行者或者什么的，反正后来有御史告他：“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抵通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5页）

    1840年10月3日，琦善大人成为第二个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也是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政府为对付英夷任命的第三个钦差。在面聆圣训后，出京南下。查不到记载，不知这次见圣，有无林则徐当初的宠荣，有无惹起穆彰阿的醋意。虽然琦钦差这次的任务，不是查禁鸦片，而是“查办事件”，但是，鉴于他拿到的皇上训令与林则徐之前的训令并无本质的不同，还是那道两难选择题：“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那么他未来的结局，将与他的前任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他与林钦差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林不怕边衅，采取的是激烈措施；琦善从一开始就认为不能启边衅，等做了钦差大臣，在路途上更是给伊里布写信，认为“现在办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其实，此时的天朝，没有一个大吏能玩得转这道“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悖论题，不管你是柔远还是威远。以天朝的体制与当时的国情、国力，面对英国这样全新的敌人，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效的对应政策来，所以谁出场，谁触霉头。谁先出场，谁就先触霉头，不管你是主剿还是主抚。主剿与主抚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好歹能在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林则徐倒下了，琦善能挺多久呢？

    与上次派林钦差南下一样，只有一个人对前途表示乐观，这个人还是道光。1840年10月23日，道光收到邓廷桢的奏折，要求拔15万两军费。小气的道光严厉批评了他：“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5页）

    看道光的意思，邓廷桢似乎借机讹他口袋里的钱大发国难财呢。还有，大吏们还是不能实话实说，英夷当然猖獗，人家都来侵略咱了，说猖獗都是往小里说了呢，但是让道光听来，汇报者简直是大逆不道。让现在的爱国志士判断，这样说肯定是准汉jiān无疑。

    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到达广州。就在琦善到达广州的当天，英方出现了人事变动。正全权公使兼舰队司令懿律因染重病，辞职回国。其舰队司令之职由伯麦继任。而全权公使仅剩义律一人，琦善就与这一个鬼子打jiāo道就行了。

    琦善一到广州，就派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三人往看义律。三人中只有鲍鹏会说鸟语，琦善对其特别倚重。但是他对鲍鹏的倚重，成为他身上的一大污点，这跟鲍鹏的出身与经历有关。鲍鹏，广东香山县人，与孙中山、洪秀全都是老乡。鲍鹏自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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