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蓠，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

    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

    们之所恃者也在此。 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

    1842 年11 月8 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 对于民间

    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钱

    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

    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

    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

    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

    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

    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致于耆英夹在民夷之间左右为难，1848

    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

    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 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

    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

    所言：“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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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墟上摇曳的火光”。 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

    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也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

    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在，他想充分利用

    民力了。

    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

    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既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那种民心也不剩多少了。

    1850 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 年，广东红巾起义大bào发。按叶

    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

    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

    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

    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第一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

    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 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

    题是，团练的支撑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

    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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