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战斗都估计得完全准确，但是他们必须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那一类的作战状态，并且为此设计战斗方案。譬如说进攻中京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我们的大军渡过滦河的时候会不会遇见辽军，如果会遇见辽军，那么他们必须提前写出在渡河前、渡河中、渡河后三种情况下的作战计划，万一碰上其中某一种，在沒有大的差别之下，前方指挥官就应该按照总参的计划执行……这个，就叫战前参谋规划。”

    云逸倒抽一口凉气：“这么……这么严格，我瞧总参日后肯定命苦。”

    云铮呵呵一笑：“总参的工作自然比较复杂，而且对军事素养要求非常高，这就需要总参的军官一定是我北疆最优秀的一批。我希望日后的总参，有一些是从雏鹰学院出來、在总参实习的学生，有一些是从各军调回的经验丰富的军官，还有一些则是在各军优秀的非嫡系军官加入总参提高能力……总而言之，总参必须是一个我北疆最优秀的军官团。”

    云逸点点头，但面色有些沉重，他发现建立总参这个任务，还真是不轻。

    云铮也知道总参谋部的建立和让其真正有效运行难度很大，但他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

    中国历來有谋士，但谋士的作用相比云铮心目中的总参，差距太大了。在云铮看來，只有后世的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那才是真正的总参。

    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雏形出现于17世纪中叶。1640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组建部队时，仿效当时倍受推崇的瑞典军队，组建了一个军需总监部，这便是最初的总参谋部。当时，军需总监部的主要职责是，担负工兵勤务、选择行军道路和宿营地、构筑阵地等任务。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军需总监部又增加了传令、为行军部队指路、以及为将帅们起草报告和文书的任务。在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作战中和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军需总监部又接受了后备部队的计划和领导工作，成了国王的得力助手。

    到19世纪初，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等人领导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在改善总参谋部的职能和确立其地位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成员马森巴赫上校，于1801年和1802年先后起草了一份军需总监部勤务规定和两份有关条陈，阐述了对总参谋部的组织、职能和任务的设想，因此被称为组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思想先驱。

    在条陈中，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时期就组建一个常设的总参谋部作为计划中心。他要求在和平时期应将总参谋部的工作按叁个作战区域即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划分为叁个工作单位，分别拟制各自的作战计划。他还要求，平时参谋人员应进行经常性的旅行训练，藉此勘察预想战场的地形；驻外武官提供有关情报和预测；总参谋部与部队之间进行人员交流。最后他要求，将來的总参谋长有权直接向最高当局呈送报告，并将此视为总参谋长的最重要的权力。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叁世曾给马森巴赫的建议以支持，并着手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沙恩霍斯特提出的设想更接近于现代总参谋部。他建议组建一个“军队总参谋部”，下设4个处。分别负责战略战术、军队内部事务、补给、炮兵和弹药事务。1817年，普鲁士正式使用“总参谋部”这一称谓。但它的地位和职能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冯·米夫林元帅在其任职期间（1821-1829年任总参谋长），注重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系统训练，尤其在测绘方面；重视旅行训练，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发展了沙盘作业；强调战史研究；加强了对邻**队的观察。米夫林的继任者威廉·冯·克劳泽内克将军（1829-1848年任总参谋长）除了继承其前任的工作外，还曾在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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