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不够的，说的就是这回事，“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如果能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然后在位之才”，才可以有选择的余地，有了人才，才可以根据“时势之可否，人情之患苦”，毅然“变更天下之弊法”，以符合“先王之意甚易也”。

    ……

    在此篇《上万昌皇帝言事书》中，秋临江首先从政治改革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人才问題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分析当时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在位之人才不足”，“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不但如此，这些人还往往借推行变法而骚扰百姓，使新法反受其污，百姓反遭其害。”另一方面，“草野闾巷之间”，人才也未见其多。这就是说，由于不重视教育和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拔导向不当，整个社会已处于人才的严重匱乏之下，“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蒙其施者乎？”因此，要想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首先改革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选拔和培养改革事业所需要的人才。

    在秋临江看來，人才是变法的根本和核心，变法的主体是人，而变法首先也是为了人，人的改变是变法的先决条件和最后归宿。沒有众多的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要变更法制，刷新吏制，整顿财政，维护国家的安定，使国富民强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番见解，不可谓不对，只是这其中有个大问題，那便是这人才选拔制度乃是大魏开国时所定，就如内阁的“四加三”一样，名门世子与寒门士子共分天下。（不是平分哈）其实但凡读书人，都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可是根本沒有人会站出來说，因为世家贵族在大魏掌握着连皇帝也要顾忌的大权，若是世家贵族一齐反对，则皇帝的圣旨根本发不下去。然而这个新任左副都御使秋临江刚一上任便把这个事情给捅了上來，其胆量何等巨大！

    此万言书所述者颇多，而其关键却在人事。

    秋临江认为，培养人才，是国家政治的首务，是“人主”的神圣职责，“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周继商而立极，就是因为“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所以出征能制胜敌人，守国能修好政事。宣王之所以能中兴，就是因为宣王器重仲山甫，并通过他來刷新天下士子，振兴人才，才出现了“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周朝兴衰的历史说明，“人主”是否重视人才，事关重大。

    因此，要培养社会国家所急需的人才，首先要求“人主”要有“至诚”之心。“至诚”之心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主”以社会安危为己任，长顾虑后，革除因循苟且的社会弊风，振兴人才。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日，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下勉之而已。”只有“以吾至诚恳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以身作则，才会真正形成良好的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只有“人主”悉其耳目心力以至诚侧怛思念而行之”，才会“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秋临江的意思是，陶冶人才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决非仅学校教育过程本身所能完成。因此，必须从整个社会出发，从各有关方面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合理的制度。这就是他主张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等各个环节皆“有其道”。

    若要说起來，这话当真太正确了。正确到沈城、顾恒、秦霆、杜凡四位相爷阁臣面色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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