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说这是工作需要，嫖娼也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客户要嫖娼，你就得满足他，否则跑了客户，三千职工就得喝西北风。我还是给顶了。

    另一笔款是我们丝织厂每年生产用蚕茧都是委托市供销社收购的。本地一级蚕茧是每吨3、万元，二级蚕茧是每吨2．5万元，三级蚕茧是每吨2万元，全市就我们一家丝织厂，加上生产形势又不好，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1995年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却避近就远，从江西调进一批三级蚕茧，价格与本地一级蚕茧相同，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又给顶了。事后，厂长说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当当顾问，财务处长让年轻人干，就把我免了。这两份证据我复印后保存至今。

    上一任厂长发言说：“我不当厂长当顾问后，实际上他们不让我顾问，但我身在厂部，还是了解到一些内幕。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组建时，曾经从上海一批纺织企业购买了七成新的设备，但买设备的款是丝织厂付的，是有据可查的。”

    守大门的老孙说：“刘厂长你还记得我吗，2008年出事故我左腿截肢后，你就叫我守大门，说这个厂的管家就我当了。一直以来我是按你刘厂长的话去做的。去年五月，咱厂停产后，有五辆车子从咱厂拉了织机要开大门。他们拿着厂长的批条，说有五车报废织机援助给革命老区农民办企业，请放行，并注明这五辆车的牌照号码。我当了四十年一织机修理工，一看就知道织机是哪一年哪一厂生产的，拉走的全是新机器，是工人饭碗哪!当时比要我的命还难受。我打电话问厂长，厂长说咱再穷也不能穷了革命老区，再苦也不能苦了老区农民，革命职工不能没有革命感情，我的指令是立即放行。

    去年底，听说厂里接了一批业务，厂里要搞技改，运回了五车新设备。我做梦也没想到，运回咱厂的新设备就是当初那批织机。这来回一运，坑害了国家多少钱财。他们看我不惯就让我下岗了。我妻子有病，儿子又是傻子，我无路可走就在厂门口摆个炉子卖茶叶蛋，厂长让保卫科的人连炉带锅掀了，做人连良心都没有了。”

    老孙头说着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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