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第一次东征，杜聿明在淡水先登破城后，就因病返回广州了，什么病？就是不习惯广州潮湿闷热的天气，身上长满了疮，一起回去治病的不是他一个，杜聿昌、杜聿鑫、徐象谦这帮北方学生都倒了大霉。这种浑身刺痒真不是人能忍受的，所以刘琨代表军校，带领他们北上祭祀孙文，随后去国民二军开展北方革命的命令一下，这些黄埔一期的北方学生们无不欢呼雀跃，终于可以不受这罪了。历史学家们不知道，正是北方人体质对广州的不习惯，导致了黄埔军校西北服务团的顺利成立，黄埔军校北方学生们无不踊跃参加，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是，先去个干燥点儿的地方把这身疮治好了再说。

    夜间的中山大道，只有军车和巡逻队的身影在晃动。东面不时传来枪炮声，没有路灯的路面被天上的明月和东面的火光映得清晰可见。杜聿明想起了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汇报情况时候给他摆的龙门阵：作战初期，上海五方杂处，居民良莠不齐，不免有极少数的地痞流氓，受日本人收买利用，混杂在都市的各个角落，做通风报信的工作。战事突发时，闸北地区仍是热闹的市街，这些小汉奸混杂活动，捣乱治安，刺探军情，我们送公事的传令兵，常遭暗算失踪，或被抢走公文，真是防不胜防。我们选定中山大道三十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作为司令部位置，一时成为记者群众热心地方人士探访慰劳的目标。机警的孙元良将军立即有所预感，当十四日黄昏和钟松旅长见面后，迅即离开侦察新位置，决定第二天移往苏州河边的福新面粉厂。正好在我们离开期内，敌舰炮对准观音堂射击，中殿佛像打得粉碎，我的床铺炸得无影无踪，残壁上插了好几枚不发弹，不禁捏一把汗。

    张柏亭自己就是上海浦东人，他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早年曾在江湾路法科大学读书，住在横浜桥附近余庆坊的亭子间里，每天挟了书包往返好几次，对于闸北战区的宝山路、八字桥、江湾路一带，特别对北四川路底，天通庵附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四周真可说是熟门熟路。他以上海人典型的偏见对杜聿明说，上海汉奸大多为外地人尤其是苏北人。不过自从西野接防以来，对防区内的管理突然加强了，实行了严格的宵禁，在一些路口架起了机枪，平民要么转移到后方，要么被组织起来，提供运输、医疗等服务，本地的青年们还组成了肃奸队，分片包干，维持秩序。原来乔装打扮，四处闲逛的汉奸敌特被抓了一百多，淞沪前指找了杨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个军事法庭，审完了都毙了，告示贴满了路口。所以现在我军的交通和通讯都很安全了。

    想着想着，摩托车已经停下来了，有哨兵在询问口令，几束手电筒光柱突然射过来，验证了车辆和身份后，放行了，他们来到了机步300旅的指挥所。原来这里是水电厂。水电厂在闸北水电路，距离敌海军司令部只有二公里左右，在十三日的战斗中，已被机枪弹与*破坏得千疮百孔。白天从屋：“金蛋（杜聿明乳名），听说你昨天刚到啊，这里天热人出汗多，多吃点儿水果。这都是上海市民送的，沪战开始后，全上海各界市民，充分表现了爱国热忱，无论男女老幼都与前线战士一条心，大家同仇敌忾，打成一片。上海大佬地方人士杜月笙先生等组织“抗敌后援会”，青年学生与工人组成“抗日救国青年团”，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供应车辆、食物、日用品、以至各种作业工具，协力后方工作。很多青年志愿从军，直接上第一线参加战斗，西野到这里后，感觉军民打成一片，民心士气高涨到了极度，实开我国“总体作战”之先河这仗好打多了。你们装甲兵团也是中央军精锐啊，你这下可以大展身手啦。”杜聿明苦笑道：“我做梦都想打好抗战第一仗，战车营紧急抽调了最精锐的连、排级军官，第一时间赶赴一线。每辆坦克的车长兼射手，均由排长担任；在一般情况下车长大多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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