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严厉地对他说：“顾老伯！这几天你们送来的米，品质恶劣，掺入了无数细沙白粉，明明是四号杂米，而你开的价钱却是二号白米的价格。”顾老伯面色马上转变，说：“小世兄，你不要听人家乱说，我也是个做好事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陈存仁笑了一笑，就叫张主任把淘米淘下来的沙粒杂质拿出来，请这位顾老伯过目。张主任走进厨房拿出一个米桶，里面满是沙石杂质和黑小米(即最廉价的北籼米)，顾馨一料不到这一着，当堂就发呆了。陈存仁说：“今天恰巧我们要招待新闻记者，可否把这件事公布出来？”顾老伯听了我这话，当时两手震颤，讷讷说不出话来，后来说了一句：“好了，好了，小世兄全部积欠米账一笔勾销，算我捐给育婴堂的。”说毕又连叫了几声“小世兄”，并且大谈其和我家三代世交的旧话，我就手拉手地把他送出育婴堂。

    接着集成药房屠开征来看陈存仁，说：“你上半天连打几个电话找我，究竟有什么事？”陈说：“现在新辟一处专住病婴的医疗室，隔离疾病的传染，中药由童涵*店免费供应，西药我搞不清楚价钱，我想请你们集成药房平价供应一切药品。”屠氏很豪爽地说：“全部药品由我免费供应两个月，满了两个月，我再叫别家药房来继续两个月，现在战争方开始，大家今天不知明天事，钱有什么用呢？”说罢，他就和陈存仁握手而别，陈存仁连感谢他都来不及。

    坐在旁边静观的那对夫妇，见陈存仁处理事务这样迅速干脆，夫妇俩耳语了一会儿，就对陈说：“你刚才说缺人，缺钱，我觉得‘人’的一方面，你应付有余，‘钱’的一方面，我来出一分力。”说毕当场开出一张麦加利银行一万元的支票。当时外面捐款的虽拥挤非常，但都是三元五元的，最多的一人不过五百元，陈存仁对他捐出这笔巨款，真是感动。接着陈问他尊姓大名，他坚不肯说，并且说：“不要问我姓名，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我们夫妇没有子女，现在想领养四个婴儿，你可否答应？”我说：“照堂里规矩，领养婴孩以一名为限，多则恐怕别人拿去贩卖，你地位不同，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事，但要补一份店铺保证书，你的身份可以不必暴露。”他们夫妇欣然而去，不一会儿，把保证书拿来，并且很精细地花了两小时，选了四个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的婴儿，每人抱了两个欣然而去。后来我和这对夫妇成了好友，不过相见之时绝对不提领养孩子的事。

    后来在五十年代末，陈存仁到香港，有一次在沙田碰见他们夫妇，身旁只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的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生的最小的孩子，由美国回港度假，其余三个都在美国，两个得到博士学位，一个正在进修硕士。”陈存仁当时就向他们道贺，别的话一句不提，大家只是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第一天收捐款的结果，除了那对夫妇的一万元之外，共收到四千多元，小铁床七百多张，排列在门前街边，白布二百多匹，志愿来参加工作的中西医生有十多位。陆礼华说：“现在捐款的情况很好，应该每天到电台上去报告一下以昭信用。”陈存仁说：“你的见解很好，如果连续十天如此，大可以把一部分旧楼改建新屋。”后来果然运用捐款，把一部分旧屋拆除，改建新屋。同时育婴堂还得到“生生护士学校”的合作，由该校长期派出护士学生来接替女童军的工作。这么一来，育婴堂就面目一新，大非昔比了。

    这就是1937年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万众一心，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如民食问题、伤兵问题、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仓促间，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上海本来有一个市民协会，组织最庞大，财力最雄厚，抗战开始，它联合各方组成为“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委员，都是上海有名的热心公益的人士，内中有一个小组，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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